第24章 重返鹧鸪山 2
土改那阵子，工作队一下子就驻进了村子，号召村民开展“哭诉地主富农反动派”的运动，并提出“不哭不是真正的贫农”，“谁哭得最多谁就最光荣”的口号。工作队的话谁敢不听，于是，村里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都沉浸在哭诉运动中，体弱多病的母亲终于哭瞎了眼睛哭哑了嗓子。工作队长因势利导，亲自上家里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鼓励田水稻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并明确提出如果消极或不参加哭诉就不能分到田地。家里几十年没有一分地，因为没有地所以穷了几十年，他要革命要翻身要土地，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工作队。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继承母亲的光荣使命，他请人给工作队写了请战书。从此以后，乡里人总能看到他孱弱的身影活跃在哭诉场上，几乎场场不落，工作队叫怎么哭就怎么哭，而且越哭越有特点了。
我一直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哭的。
有一次我下村里修水利，有个七十几岁的老大妈向我绘声绘色，有根有据地描述田水稻当年的各种哭相，我很怀疑，后来看到一份县志才相信。县档案馆里当年一份土改工作简报是这样描述田水稻的：“他的哭声很有特点，上午仿佛像女人哭，下午十足又是男人哭，而晚上则和老爷爷哭的一模一样。在村里哭时他会哭红眼睛，在合作社里哭时他会哭得不能吃饭，在人民公社礼堂里哭时他会哭得倒在地上，在县城电影院哭时他会哭得死去活来，正是他的特殊贡献，彻底把地主富农推到了贫下中农的对立面……这就是一个十三岁孩子鲜明的阶级立场，这也是哭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最年轻的革命积极分子……”
他因为哭过了头，十五岁时落下了说话咽口水眨眼睛的毛病。
“文化大革命”他也没有逃过一劫。红卫兵硬拉他去大队部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现场，他看到低着头准备挨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是教过自己的中学老师，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给红卫兵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晚上，红卫兵请他去哭诉旧社会，目的是通过哭诉提高他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性。他去了而且很快就找到了当年的感觉，一上讲台就抱头哭诉起来。谁知红卫兵边听边摇头，边听边感觉不对头，原来他竟哭诉起60年代初没饭吃饿肚子，得了水肿病的苦难日子来。哭诉新社会这还了得，红卫兵怒火冲天，押着他游斗了几个村庄，然后又关了几天宣布取消他“土改工作积极分子”称号。田水稻出来后逃到新疆表哥家躲起来，而且一躲就是二十年，那时表哥是生产建设兵团的政委。
80年代中，他又人模狗样地回到村里，靠打碎石赚了不少的钱。
去年的一天上午，田水稻拿着证明到政法委来盖公章买炸药，同时嬉皮笑脸地递给了我一封信。我在证明上批示后对他说，你年轻时真会哭啊，还哭来了一个土改积极分子。他头一昂眨眨眼说：妈的，都是乱屌来捉弄人的。
他走后我打开了信，实际上这是一份检举材料，主要内容如下：
在全县开展“村村通和送光明”的活动中，我们村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不但修通了村里通向乡里的公路，还添置了一台日产小型柴油发电机，让全村二十多户农民都享受到了光明。我们打心眼里感谢党和政府，更要感谢县委钟书记，因为听说购买发电机的几千块钱是他自己掏的，这年头办什么事都得讲钱，真正愿意自己掏线给农民办事的干部更是凤凰毛一样少，但钟书记做到了，他就是当代的焦裕禄啊。想一想比一比，我们乡的书记乡长根本无法跟他比呀，官大一点觉悟就是不一样啊……
有时候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呢，柴油发电机买回以来，村支部书记田水银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财产和发财的工具，想用就用就借就借，好像是他家里那头黑水牛似的。你不信，我往下说给你听：
虽说村委会有规定，从节约用油出发，发电机从晚上7点发电至11点关机。但田支书却违反规定经常关了别人的线路，单独让自己的家大放光明，名义上说是开村支委会，实际上是几个村支委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将，看黄色录像。他们是在光明下做不光彩的事呀。
去年春节前，田支书的女儿出嫁，全村跟着高兴了三天三夜，为什么这么高兴，那是因为有吃有喝啊！可到了月底大家都傻眼了，响了三天三夜的发电柴油费全分摊到各家各户了。不公平啊，支书嫁女，各家各户都是送了礼金的啊，怎么油钱还记到各家各户呢？田支书回答说：“这是公共用电，既然是公共用电，钱就得大家出。至于送礼又是另一码事。”虽然他的做法很离谱，但田支书是村里的头，有什么好事都是他拍板，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啊！
还有更气人的呢。今年6月份，田支书把发电机借给隔村那个独眼龙麦铁夫用于香蕉地发电抽水，发电机从早上7点一直响到下午8点，这样干活是人也会累倒的啊，我实在过意不去，就跑去问他为什么不让机器休息一下。麦铁夫说，停什么，我是交了三百块钱一天的租金的，凭什么叫它休息呢。我很生气，回来问田支书收了多少租金，田支书说没收一分钱，算是村与村之间互相帮忙。天啊，田支书到底收了多少租金呢？真是包公也说不清啊！
还有，在发电机的使用上还有许多疑问。比如，据出纳反映，田支书有时把自己上街吃喝的费用也开进购油发票里，致使发电机“耗油”量月月都严重超标，当然这些“超标”的钱又一分不落地分摊到各家各户。又比如，发电机月月都要上县城保养，有时还换个很贵的零件。我很纳闷，日本鬼子的产品都是很过硬的，怎么新机器也要月月保养换零件呢？奇怪的是，田支书怕群众有意见，将费用放在村委会包干资金中报销了。到底花了多少线呢，我们都不清楚，因为我们村的财务从来都是不上墙（公开）的……
村里有了发电机，原本是一件好事，如今反而成了农民的大负担，我胸口痛啊。我冒着得罪堂哥田支书的危险，几次将情况反映给乡党委。书记唐无鱼不但不管，还骂我破坏了村里的团结和发展。派出所长莫敬礼三次传我到乡里，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再往上打小报告败坏了乡里的形象，老子就把你关起来。”我也曾给县委纪委反映过，纪委信访办的同志却对我说，现在县里百万元的案子都查不过来，哪有人力和时间去查这点破事……
检举信关系到农村干部党风建设的问题，我将材料转给组织部长向多银处理。后来，组织部派人下去调查了一番，结果田水稻反映的情况全部属实，钟书记一怒之下把田水银给撤了。
听说他用草药治疗颈椎病很有办法。记得有一年的秋天，我特意进村去请他看颈椎，可他却不在家里，有人说他上邻村给人阉牛去了，我让邻居转告他有空上县城找我。第二天上午，他特意坐车上县城给我送来了一对黄牛蛋。政法委的工作人员见他头上绑着绷带都跑来看热闹，他很得意歪着嘴巴说：“凡是给农民办过实事的领导，我都要送他一对牛蛋补补身子。”
我关心地说：“怎么受的伤？”
他平静地说：“不小心被公牛踢了一脚，没事啦。”
我又问：“你买到炸药了吗？”
他吞吞吐吐地说：“没有。公安局毛局长不批，他说我思想动机不纯，暂时放一放再说。”
“要不要我打电话给毛局长，让他立即把批文拿来给你。”
他连忙摆摆手说：“不用麻烦领导了，我再等等吧。”
他的头上扎了好几圈绷带，因为绷得太紧，额头勒得像陈年的歇黄色葫芦，嘴巴也被扯得歪向耳朵根，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嘲笑人似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田水稻是在县委大院里，而且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那天上午，我正在政法委办公室开会，突然公安局长毛几锤急匆匆地推开门说：“书记，你快去看看吧，出事了，田水稻爬上县委招待所的楼顶，扬言要带着两个小孩****呢。”我二话不说拔腿就出门口，一同开会的几个副书记也跟在后面往招待所大楼跑去。
县委招待所大楼建于两年前，六层楼高，三星级装修环境幽静，平时客人很多，距离政法委办公大楼不过三百米。我们跑上水泥路，远远便看见很多人站在大楼前指指点点大呼小叫，也有人对着楼顶的人连连摆手，分明透出了几许紧张的气氛。
今天恰好是赶集日。我想，田水稻这家伙真会选日子啊，他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让政府和领导在大庭广众面前丢脸。
到底又是什么事情让他孤注一掷呢？
大楼的门口挤满了人，有的是穿着睡衣从客房里跑出来的几乎都昂头往上看。我挤入人群走近前去一看，原来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大树小树树树可吊”，下联是：“党委楼政府楼楼楼可跳”，横批是：“走投无路”。很多人指着对联议论纷纷，有个干部模样的男子说：“大家不要看，这是反动标语。”他的话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
“谁贴的？”我有些恼火问站在门口看热闹的服务员。一个清瘦的女服务员指指楼上的田水稻说：“还有谁，就是他们贴的。”
这时，政法委办公室主任贾锁柱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竹子，上前几下子就把对联挑下来了。
“他妈的，我上去把他们抓下来，看他们还跳什么。”政法委副书记吕青旦气鼓鼓地说。
我对吕青旦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乱来。
吕青旦将一副望远镜递给我：“书记，你用它看看。”
我举起望远镜定神一看果然是田水稻。他光着头，上身一丝不挂，下穿一条大红裤衩，挺着鸡胸坐在楼顶的水泥横梁上，面前放着一塑料桶汽油，左右两边各坐着一个男孩子。两个孩子也光着头，上身没衣服，下着黑色三角裤。阳光猛烈地照在他们的上身，反射出深褐色的光芒。
“田水稻，你要干什么？”吕青旦把手掌搭成喇叭状喊道。
田水稻拍拍身边的孩子大声答道：“政府不把征地款拿来，我们仨也不想做人了！”
有个小青年对着他们大声喊：“姓田的，你没病吧。”
“我没病，是乡政府的领导病得了神经病。”田水稻用双手搭成喇叭又答道。
围观的人群“哄”地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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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哭的。
有一次我下村里修水利，有个七十几岁的老大妈向我绘声绘色，有根有据地描述田水稻当年的各种哭相，我很怀疑，后来看到一份县志才相信。县档案馆里当年一份土改工作简报是这样描述田水稻的：“他的哭声很有特点，上午仿佛像女人哭，下午十足又是男人哭，而晚上则和老爷爷哭的一模一样。在村里哭时他会哭红眼睛，在合作社里哭时他会哭得不能吃饭，在人民公社礼堂里哭时他会哭得倒在地上，在县城电影院哭时他会哭得死去活来，正是他的特殊贡献，彻底把地主富农推到了贫下中农的对立面……这就是一个十三岁孩子鲜明的阶级立场，这也是哭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最年轻的革命积极分子……”
他因为哭过了头，十五岁时落下了说话咽口水眨眼睛的毛病。
“文化大革命”他也没有逃过一劫。红卫兵硬拉他去大队部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现场，他看到低着头准备挨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是教过自己的中学老师，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给红卫兵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晚上，红卫兵请他去哭诉旧社会，目的是通过哭诉提高他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性。他去了而且很快就找到了当年的感觉，一上讲台就抱头哭诉起来。谁知红卫兵边听边摇头，边听边感觉不对头，原来他竟哭诉起60年代初没饭吃饿肚子，得了水肿病的苦难日子来。哭诉新社会这还了得，红卫兵怒火冲天，押着他游斗了几个村庄，然后又关了几天宣布取消他“土改工作积极分子”称号。田水稻出来后逃到新疆表哥家躲起来，而且一躲就是二十年，那时表哥是生产建设兵团的政委。
80年代中，他又人模狗样地回到村里，靠打碎石赚了不少的钱。
去年的一天上午，田水稻拿着证明到政法委来盖公章买炸药，同时嬉皮笑脸地递给了我一封信。我在证明上批示后对他说，你年轻时真会哭啊，还哭来了一个土改积极分子。他头一昂眨眨眼说：妈的，都是乱屌来捉弄人的。
他走后我打开了信，实际上这是一份检举材料，主要内容如下：
在全县开展“村村通和送光明”的活动中，我们村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不但修通了村里通向乡里的公路，还添置了一台日产小型柴油发电机，让全村二十多户农民都享受到了光明。我们打心眼里感谢党和政府，更要感谢县委钟书记，因为听说购买发电机的几千块钱是他自己掏的，这年头办什么事都得讲钱，真正愿意自己掏线给农民办事的干部更是凤凰毛一样少，但钟书记做到了，他就是当代的焦裕禄啊。想一想比一比，我们乡的书记乡长根本无法跟他比呀，官大一点觉悟就是不一样啊……
有时候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呢，柴油发电机买回以来，村支部书记田水银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财产和发财的工具，想用就用就借就借，好像是他家里那头黑水牛似的。你不信，我往下说给你听：
虽说村委会有规定，从节约用油出发，发电机从晚上7点发电至11点关机。但田支书却违反规定经常关了别人的线路，单独让自己的家大放光明，名义上说是开村支委会，实际上是几个村支委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将，看黄色录像。他们是在光明下做不光彩的事呀。
去年春节前，田支书的女儿出嫁，全村跟着高兴了三天三夜，为什么这么高兴，那是因为有吃有喝啊！可到了月底大家都傻眼了，响了三天三夜的发电柴油费全分摊到各家各户了。不公平啊，支书嫁女，各家各户都是送了礼金的啊，怎么油钱还记到各家各户呢？田支书回答说：“这是公共用电，既然是公共用电，钱就得大家出。至于送礼又是另一码事。”虽然他的做法很离谱，但田支书是村里的头，有什么好事都是他拍板，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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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发电机的使用上还有许多疑问。比如，据出纳反映，田支书有时把自己上街吃喝的费用也开进购油发票里，致使发电机“耗油”量月月都严重超标，当然这些“超标”的钱又一分不落地分摊到各家各户。又比如，发电机月月都要上县城保养，有时还换个很贵的零件。我很纳闷，日本鬼子的产品都是很过硬的，怎么新机器也要月月保养换零件呢？奇怪的是，田支书怕群众有意见，将费用放在村委会包干资金中报销了。到底花了多少线呢，我们都不清楚，因为我们村的财务从来都是不上墙（公开）的……
村里有了发电机，原本是一件好事，如今反而成了农民的大负担，我胸口痛啊。我冒着得罪堂哥田支书的危险，几次将情况反映给乡党委。书记唐无鱼不但不管，还骂我破坏了村里的团结和发展。派出所长莫敬礼三次传我到乡里，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再往上打小报告败坏了乡里的形象，老子就把你关起来。”我也曾给县委纪委反映过，纪委信访办的同志却对我说，现在县里百万元的案子都查不过来，哪有人力和时间去查这点破事……
检举信关系到农村干部党风建设的问题，我将材料转给组织部长向多银处理。后来，组织部派人下去调查了一番，结果田水稻反映的情况全部属实，钟书记一怒之下把田水银给撤了。
听说他用草药治疗颈椎病很有办法。记得有一年的秋天，我特意进村去请他看颈椎，可他却不在家里，有人说他上邻村给人阉牛去了，我让邻居转告他有空上县城找我。第二天上午，他特意坐车上县城给我送来了一对黄牛蛋。政法委的工作人员见他头上绑着绷带都跑来看热闹，他很得意歪着嘴巴说：“凡是给农民办过实事的领导，我都要送他一对牛蛋补补身子。”
我关心地说：“怎么受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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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问：“你买到炸药了吗？”
他吞吞吐吐地说：“没有。公安局毛局长不批，他说我思想动机不纯，暂时放一放再说。”
“要不要我打电话给毛局长，让他立即把批文拿来给你。”
他连忙摆摆手说：“不用麻烦领导了，我再等等吧。”
他的头上扎了好几圈绷带，因为绷得太紧，额头勒得像陈年的歇黄色葫芦，嘴巴也被扯得歪向耳朵根，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嘲笑人似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田水稻是在县委大院里，而且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那天上午，我正在政法委办公室开会，突然公安局长毛几锤急匆匆地推开门说：“书记，你快去看看吧，出事了，田水稻爬上县委招待所的楼顶，扬言要带着两个小孩****呢。”我二话不说拔腿就出门口，一同开会的几个副书记也跟在后面往招待所大楼跑去。
县委招待所大楼建于两年前，六层楼高，三星级装修环境幽静，平时客人很多，距离政法委办公大楼不过三百米。我们跑上水泥路，远远便看见很多人站在大楼前指指点点大呼小叫，也有人对着楼顶的人连连摆手，分明透出了几许紧张的气氛。
今天恰好是赶集日。我想，田水稻这家伙真会选日子啊，他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让政府和领导在大庭广众面前丢脸。
到底又是什么事情让他孤注一掷呢？
大楼的门口挤满了人，有的是穿着睡衣从客房里跑出来的几乎都昂头往上看。我挤入人群走近前去一看，原来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大树小树树树可吊”，下联是：“党委楼政府楼楼楼可跳”，横批是：“走投无路”。很多人指着对联议论纷纷，有个干部模样的男子说：“大家不要看，这是反动标语。”他的话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
“谁贴的？”我有些恼火问站在门口看热闹的服务员。一个清瘦的女服务员指指楼上的田水稻说：“还有谁，就是他们贴的。”
这时，政法委办公室主任贾锁柱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竹子，上前几下子就把对联挑下来了。
“他妈的，我上去把他们抓下来，看他们还跳什么。”政法委副书记吕青旦气鼓鼓地说。
我对吕青旦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乱来。
吕青旦将一副望远镜递给我：“书记，你用它看看。”
我举起望远镜定神一看果然是田水稻。他光着头，上身一丝不挂，下穿一条大红裤衩，挺着鸡胸坐在楼顶的水泥横梁上，面前放着一塑料桶汽油，左右两边各坐着一个男孩子。两个孩子也光着头，上身没衣服，下着黑色三角裤。阳光猛烈地照在他们的上身，反射出深褐色的光芒。
“田水稻，你要干什么？”吕青旦把手掌搭成喇叭状喊道。
田水稻拍拍身边的孩子大声答道：“政府不把征地款拿来，我们仨也不想做人了！”
有个小青年对着他们大声喊：“姓田的，你没病吧。”
“我没病，是乡政府的领导病得了神经病。”田水稻用双手搭成喇叭又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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